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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为汪达之平反

 

孙肖平

 

 

 

1978年,党中央派平反后的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后,他一上任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对全省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进行了雷厉风行的平反昭雪,其中就有被极左路线恶毒诬陷,惨酷迫害长达13年的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广东省政协委员汪达之先生。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汪达之祖籍安徽黟县,1903年诞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考入“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实验师范”后改为“晓庄师范“,在这里汪达之确立了以“教育救国”的人生观,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忠实地赋予创造性的实践者。陶先生在美国留学最后两年所写的《我的理想》一文中说:“余今生唯一目的在于由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的公民教育,其民之民国即不存在,,,,,,再经两年之培训,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高效率公众教育体系,使他们步美国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真正而自由的理想。”陶先生的这一崇高理想,成为汪达之终身奋斗的目标。他虽然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小学校长,但他经过毕生的拚搏,终于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1930年他执教的是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简称“新小”)。这个小学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的实验小学,没有政府拨款。他和老师都没分文工资,所经历的艰苦是当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就在这样艰苦欲绝的条件下,由于陶行知先生的鼎力帮助,他竟然在1933 年创造了中国千年教育史上所没有的“新安儿童旅行团”(简称“新儿团”这七个小学生轰动大上海,他们共同所写的书,〈我们的旅行记〉在上海儿童出版局出版,表明83年前的中华民国儿童决心要改造旧中国!这一部书就是他们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汪先生又缔造了由14个小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他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自主能力,不当团长只当顾问。“新旅”比七个小光棍获得了扬名世界的辉煌的成就。为此目的他43岁才结婚成家。“新旅”和汪达之先生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陈毅同志和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全国解放前后,他在担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师范学校校长、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和晓庄师范校长等职时,获得了丰富的“生活教育“经验,但他为提高自己的教育学水平,竟在48岁那年,入人民大学做研究生、北师大大深造。

1953年调教育部任教育司专员。上任前,他经常生病住院,机关工作对他是比较适宜的,但1950年由批判“电影武训传”而株连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政治运动,这是汪达之先坚决反对的。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本是陶先生的好友或学生,忽然跟风反目,竟胡说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公式,就是一个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光明日报》竟然刊文诬蔑陶先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而汪达之坚信民主先躯陶行知的伟大教育思想不但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格铸造。因此他在运动中冒着风险经常就带着八岁儿子如一去看望陶行知儿子陶诚和陶晓光,更为因忠实地践行陶先生《生活教育”思想,为祖国实现民主自由而奋战的孙铭勋、方与严、张宗麟一批同志1957年被打成“右派”痛心疾首。想到1944毛主席与到延安美国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当年陶先生就是为全力支持毛主席要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连日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愤怒声讨专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因劳累过度而突然脑溢血于1946725日不幸去世。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追掉大会上,赞扬陶行知先生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事隔仅仅几年却遭遇如此不公的报应。他,汪达之擦干泪水,化悲痛为力量,为继续传承陶师“生活教育”。于1960年已57岁不顾身体多病,主动报名奔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所在地通什市“广东民族学院”任职。

 

 

当时,名为“广东民族学院”,实际上只有几间房子和部份员工,还没招收一名学生。此刻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大的问题是粮油供给标准太低,员工因饥饿休力不支,神态疲惫。做为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找群众商量,得知中层干部黄如璋同志在部队工作时搞生活很有办法,就请黄老师出山解困。黄老师利用学院的大卡车为通什屠宰场拉砖,获得每月几头肥猪的回报,又发动员工上山帮群众爬山交公粮,得到粮食局丰厚的补贴,于是,解决了天大的吃饭问题,员工们精神焕发,各项建院工作热火朝天迅速展开。房建、教学计划、招生完满结束顺利开学后,突然,一陈凉风迎面吹来!19629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让汪达之十分担心,阶级斗争抓得这样紧,他怕将来会影响学院的教学工作。教研室主任郭呈祥同志到自治州陵水县开会,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献精神。在会上,州党委宣传部长只讲文件精神,不传达原文说:现在大、中、小学的权力,被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垄断。他们在学校专了我们的政。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讲到这里,他突然拍桌子,命令会场上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教师都站起来。于是这部分教师只得站着听他作报告。回学院后,郭老师给汪达之回报了这件事,汪达之明确地表示:“这个部长的思想被阶级斗争观念扭曲了,忘记了教师应有的尊严和人格。”             

事隔不久,19646月由广东省、海南行署和自治州组成的工作队进驻民族学院,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首先召开了学院教师、干部大会,队长指出民族学院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要求广大师生、干部积极参加运动,揭开学院阶级斗争的盖子。工作队长当场就指出:汪达之同志在办学的阶级路线上有严重问题!要他做深刻检查。当工作队和他谈话时,又指令他端正态度,欢迎群众的揭发批判时,汪达之不接受这些指责。他说:各民族老师、干部中的政治面貌,过去都是清楚的,有组织结论的。现在又没有发现新问题,不应拿出来示众。对于出身不好的黎、苗族青年学生,应一视同仁,把他们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让他们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不应排斥他们,更不应抛弃他们。

汪达之和工作队矛盾最尖锐的是为一位学生的家庭成份问题:工作队一定要把那位黎族学生定为“地主家庭成份“,汪达之反驳说,虽然该学生家庭确实是富一些,但按黎族习俗几个兄弟由长兄做大,这个长兄不能视为地主。如视为地主,其子弟要被学校开除。

工作队认为,汪达之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不在贫下中农一边。在办学问题上执行一条错误的阶级路线,又不接受批评教育,毫无悔过之心。汪达之则大义禀然,针锋相对,和四清工作队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工作队核心组连夜开会,以汪达之“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发展成为现行反革命”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省人大常委,撤销其广东省民族学院副院长职务。行政上降三级。省委统战部张伯泉部长为首的小组来学院进行调查,认为汪达之接受的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教育,关心热爱青年,如果他在学院搞阶级斗争,那就不是汪达之了。他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抗日战争时表现很好,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为共产党员是可贵的。不同意工作队的错误决定。不过还是调汪达之去广州另行分配。由工作队长陈经涛任党委书记等职。

由于张部长不同意工作队对汪达之同志的错误决定并没有在全院员工在会上宣布,那么,工作队错在那里?被批斗的老师、学生怎么办?所谓“调离学院”实际上是一种“撤职”行为。一生光明磊落、正义在手、刚直不阿的汪达之那里能忍受如此屈辱!何况他仍然对他苦苦经营的学院恋恋不舍,也不愿回北京工作全家团聚,安居乐业。他曾想写信和“新旅”老团员、范政联系,在那里办新安小学。但得知范政已此打成“右派”只好做罢。又想把家搬到安徽老家,和晓庄师范同学、曹振球一起从事教育事业。那知申请报告还没写好,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时,他的心情很沉重。预感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明知回校是很危险的,他却“名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果然,汪达之双脚一踏进学院,立刻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戴上“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国民党少校团长”的黑帽子游街示众,批判、斗争。在汪达之遭受迫害时,广东民族学院郭呈祥、黄如璋、叶迎春等先生冒险保护汪达之,获得学院员工的好评和汪达之家属的感谢。

关于汪达之参加国民党和所谓“少校团长”问题,那是1938年,新旅来到武汉后,因生活发生子困难,周恩来交待说:你们这个团体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可以要求他们军委会政治部给予补助。汪达之带着团里写的申请四年奔波,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陈诚蛮横地说,你们没有钱,生活已无法维持,又不原接受政治部的改编,还谈得上什么抗议战,你们还是趁早解散!汪达之非常气愤,反驳陈诚说,这群孩子为了救国抗战,背井离乡,行程数万里奔走呼号,如今家乡沦陷,父母流亡,这个时候你让团体解散,孩子在异乡漂零,将来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待啊!后经周恩来直接和陈诚交涉,终于以“政治部特邀民间团体“为名,解决了生活补助问题。但后来国民党强迫切新旅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否则立即解散。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批准,汪达之、纪宇名义加入国民党,最后保全了新旅的独立性,而且,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并在桂林致和村恢复了“新小”。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旅在周恩来同志李克农同志帮助下,由汪达之率队转移到苏北抗日根地,在刘少奇、陈毅同志领导下成为新四军小战士。苏北民谣歌颂抗日战绩卓越的三个英雄旅:“七旅、八旅、新安旅”。

郭呈祥老师在学院四清时是领导小组成员,因抗议工作队开除党委书记汪达之同志党籍而退出领导班子,文革中又为汪达之伸张正义,加上汪达之从北京请来任教的兰沐祥老师被打成以汪达之为首的反革命组织“三家村”。野蛮无知的造反派,却把缔造新安旅行团不当团长只做顾问的汪达之说成团长,而国民党又曾给了汪达之一个少校的军衔,这些不学无术的无知之徒竟把“镇压反革命条例”所定国民党少校级别军官要杀头的罪名强加在汪达之头上。一次又一次批斗、酷刑,责令汪达之交待所谓“反革命”罪行,汪达之立即愤怒斥责;“我汪达之一生跟随陶行知先生为祖国的民主、自由、幸福搞教育事业,从来没做过危害人民的事情。而你们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却进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造反小丑暴跳如雷,一拳打掉汪达之两颗牙齿,又用包着钢线的橡胶管打得汪达之遍身鲜血淋淋,一次,把他拉到室外40度高温烈日下,站在板凳上向毛主席请罪,趁汪达之不注意,那个恨毒的女教师造反派一脚踢翻板凳,汪达之顿时倒在血泊中晕厥不醒,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被打成“三家村”的兰老师也遭迫害,他压根不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三青团”和区队长,造反派却要他坦白交待。他是汪达之先生在北京任“文字改革“,和”普及普通话“负责人时结识的好友。兰老师是普通话教育专家,中央台广播的普通话录音就是兰先生制作的。汪达之为提高学院老师、学生普通话水平,特把兰老师和爱人叶迎春老师请来后,一边讲课,一边加办普通话普及学习班,学院员工、地区干部和各行业群众都提高了普通话水平。就连山上少数民族老乡有的因不会说普通话,见到汪院长只能把敬爱毛主席的感情用把毛主席像放在心口来表达,后来也能说几句。造反派却把普及普通话有功之臣打成了“反革命“。诬陷汪达之网络兰沐祥进行反革命活动。汪达之安慰兰老师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就决不能承认!总会有讲理的一天。”当兰老师在被关的牢房请爱人转告关在另一间小黑屋的汪院长,他们夫妻是崇敬汪院长的人格魅力才到通什来的,对汪院长请他们来任教绝对没丝毫抱怨。相反,为自已莫须有的罪名株连了先生而深为不安。那一天,兰老师被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想到专案组长说,“你再不彻底揭发汪达之的罪行,再不交待参加三青团,就把你押送到内蒙古劳改!”当晚,兰老师就上吊自杀了。死前,爱人为他送来一碗鸡汤,兰老师让爱人把这碗鸡汤送给了汪达之。

 

 

造反派看汪达之在酷刑下还是不认罪,改为强令他自己写交待。他则利用写交待的机会写了他的部份革命历史,其中提到为保护新旅不被国民党解散,周恩来、李克农同志帮助下,如何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也写了他在教育部工作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在全国开展陶行知先生所极力提倡的“职业教育”。当他写到新旅在全国进行抗日救亡时,在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如何迫害新旅的罪行,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不少国民党抗日将领是如何关爱和大力帮助新旅的,如冯玉祥、李济琛、白崇喜、傅作义、甘肃省长朱绍良和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周沸海、教育厅长陈果夫等等。造反派一看,说汪达之“在受审查时竟敢为国民党反动派歌功颂德,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立即把汪达之所写的材料当做“反革命宣言书”,连夜批斗。

文革后期,学院的“革委会”以“人民内部矛盾”宣布汪达之“解放”,但“历史问题”则坚持不改正。这对于汪达之来说,仍然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内心是十分痛苦的,1972 年他突患脑溢血住进海南自治州医院,经40天抢救才苏醒过来。通什地区各界干部群众闻讯纷纷来慰问,即便曾因不明真相而反对过他的人也来看望。因汪达之平时疼爱孩子,连他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曾为新四军办幼儿园的故事也在通什流传,那是他怕地老乡的孩子农忙时无人照看掉在河里,也收进幼儿园。老乡说你们幼儿的孩了有政府供给,我们穷。汪达之让老乡送孩时只要挑一担山芋或红萝卜就行啦。结果部队和老乡的孩子粗细粮搭配吃,受到部队和地方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老乡说,“汪先生真个”活菩萨”。通什幼儿园听说这些故事后,常请汪爷爷来讲故事。这时,老师带着孩子们来看望汪爷爷。医院职工对汪达之精医护,连他们的院长都说,“我老了、病了,有人能够这样对待我就满意了。”

后来家属把汪达之接到北京家中治疗。但,他已没有家了,文革中妻子进干校,两个儿子去黑龙江插队,原来的房子被别人占去,暂住北京林学院家属宿舍楼过道,把通道口堵封,出口装个门,放两张床,68岁的汪达之已经瘫痪,妻子也因受迫害瘫痪,煤球炉烧饭,从邻居中家用桶提水。当年新四军老领导张爱萍、北京图书馆长刘季平、新旅老团员们就是在这里在看望汪达之的。直到1978年汪达之妻子杨楠琛从工作单位全国妇联分到一单元房才离这个过道的。

汪达之的长子汪如一、次子汪心一在此照顾父母。兄弟俩先后从农村回京工作,成家立业,汪心一育一女 ,汪如一有两个儿子,长子汪汀、次子汪霖,兄弟俩在父母以爷爷和太爷陶行知 “生活教育”思想进行家教,汪汀毕业于“哈佛大学,”“又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毕业后任美国律师、次子汪霖毕业于威廉大学,他的毕业论文是“新安旅行团”成为“新旅”的第一个海外研究新旅的人。

长期限以来,我一直认为汪爸爸(“新旅”团员就是七老八十也是这样叫汪师)回到北京时已经平反了的。那知他这时还被沉重的“历史包袱”痛苦地折磨着。直到2015 5月我才听说,1978年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汪达之同志长达14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地平反,这样。汪达之才在洗清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满污浊水,干干净净、于心无愧地在含笑驾鹤西去,享年77岁。

汪达之逝世后,新华社报道说:“人民教育家、原新安小学、压晓师范校长、汪达之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注1

习仲勋同志为汪达之同志沏底平反的消息,是汪达之同志去世35年后,汪汀告诉我的。 2006 年,汪汀在华盛顿工作,一天接到出席早餐会的邀请函,是接侍中国浙江省代表团访美国,团长是省委书记习近平。汪汀立刻电话询问父亲。父亲回答说:“习仲勋爷爷就是习近平叔叔的父亲,是为你爷爷平反的恩人,你和习近平叔叔见面后,要代表全家表示感谢。”汪汀听父亲一说,对习近平倍感亲切。早餐会后汪汀给习书记讲了爷爷平反的故事,习近平开心地听着,连连点头。汪汀说,他父亲让他代表全家对习爷爷为他爷爷汪达之平反表示感谢!这一天,汪汀问“习叔叔,您认识贾延岩大爷吗?”近平书记紧紧握住汪汀的手回答说“当然认识,我们是哥儿们。

 

汪汀与习近平2006年于美国

 

汪汀打听贾延岩,是因为贾延岩同志在汪达之平反上也是有功之臣。1998年,汪汀 因公回国,适遇父亲的插队知青战友聚会,他结识了贾延岩大爷。 贾大爷和汪汀父亲还有汪汀叔叔汪心一都是所谓“黑帮”子弟,相互同情,相依为命。。当贾延岩听到汪如一、汪心一诉说父亲汪达之所受冤屈、惨遭酷刑时,恨不能插翅飞去抢救。事情竟是如此巧妙,他从东北农村回京后,1978 4月,竟被习仲勋同志选为秘书。那时广东干部、群众要求平反的冤案成堆,习仲勋书记让他每天骑自行上街抄大字报,他见一群人结队寻找申冤处,就领他们到省委接室。有关领导批评他“你这样搞不就乱了!”习仲勋书记说,“小贾,你做得对,哪有共产党怕人民群众的!”于是贾延岩工作更来劲了。他白天上街抄大字报,深夜打开一捆捆申诉书加班整理时,突然发现“汪达之”三个字,,仔细一看,汪达之不是“绒衣、绒裤的老爸汪达之大爷吗?!”“绒衣、绒裤”是贾延岩给在插队时给汪如一、汪心一起的外号。当地老乡的土话把”如一“说成绒衣”。贾延岩说“冬天有绒衣没绒裤不行。”于是叫就心一“绒裤”。立刻把面前这份广东民族学院为汪达之申报平反的报告交给了领导习仲勋书记,并汇报了申请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和汪达之已半身瘫痪,又患脑溢血,生命危机。习仲勋书记很快就对汪达之做了平反昭雪的批示。

 

 

 

 

 

汪达之同志在医院得到平反喜讯后,兴奋得沏夜失眠,想到他的弟子们在陶师“生活教育”思想培育下,在党和各级领导关爱下,仅在“新旅”就出现了像左林、范政、王德威、王山、聂大朋、张拓、肖锋、舒巧、华棣、钱凌白、姚锡华、方南君等建国栋梁之才,历史证明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远在1942 年,延安就把“延安中学”改为“行知学校”、颁发“行知奖学金”出版《陶行知教育论文集》,文集的编者按说:“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倡导‘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可惜,建国之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

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先生彻底平反的消息让淮安人民、新旅、新小、广东民族学院都为之欢心鼓舞。这样,汪先生安息在新小校园旧址“萧湖岸边”,他的在天之魂注视着“新安人”一代一代继续宏扬陶师的“生活教育”思想。当各界人民每年清明节为汪达之先生扫墓时,大家怀着动的心情,对为汪达之先生平反昭雪的习仲书记表示深深的感谢!

 

新安小学师生清明节为汪达之爷爷扫墓

 

 

注:第一部份:汪达之先生去世后,新华社、光明日报做了报道路。新华社的报道是:“人民教育家、原新安小学、晓压师范校长、汪达之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报道路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同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八定山公墓礼堂举行了汪达之同志追究悼会。方毅、乌兰夫、谭震林、粟裕、黄克诚、康克清、洪学智、张爱萍、蒋南翔、李昌、习仲勋、张劲夫、陈伟达、唐克、杨尚昆、夏征农、张恺帆、管文蔚、陈鹤琴、胡畏、方啡、石流、李仲英、鲁光、蒋宗鲁、丁铁、张京良、和中共广东省委、教育部、国家民委、全国妇联、江苏省教育厅、中共淮阴地委、盐城地委、中共淮安县委、阜宁县委、淮安新安小学、南京晓庄师范、南说市教育局等单位送了花圈。各关方面代表和达之同志在京生前友好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以下介绍了汪达之刀生地点、要作成绩)

注;第二部份:

1,左林:193512岁参加“新儿团”后又参加“新安儿童旅行团”、1935 年参加新旅,后为新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少儿部长

2,范政:12岁参加新旅,后除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长、还是著名抗日少年文艺刊物主编、作家、剧作家。

3,王德威:193811岁参加新旅,后为著名油画家、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

4,王山:8岁和哥一起参加新旅,后为著名光学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光距设计者。

5,聂大朋:15 岁参加新旅,后为中国人民放军文化部副部长。

6,张拓:1938年参加新旅,后为上海歌剧院长、著名歌剧导演、中国歌剧研究会执行主席。

7,肖峰:12 岁参加新旅,后为著名画家、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8,舒巧:12岁参加新旅,后为著名舞蹈家、中国舞协副主席。

华棣;12岁参加新旅,后为宇航专家、1993 年被选为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2011年出版〈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

 

编者按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先生之高徙孙肖平先生,晚年致力于闻名全国的《新安旅行团》光辉业绩的研究,对当今的教育改革有启示作用,功不可没。此文全面回顾了他的恩师汪达之先生追求自由独立精神的一生,为有良知的国人树立的做人的榜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汪达之得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重新体现,令人可喜。 

 

出处:老顽童网站

 

作者:孙肖平

发表时间:201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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